重在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掣肘从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下一步改革，迄今已经一段时间，人们对改革多有期待。
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李白诗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五点一线：寻求制度创新的红利什么叫制度创新的红利？或者说，到底怎么样界定改革红利的内涵？这涉及提出这一命题贯穿的思想逻辑问题。一个是1989年至1992年初，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国整体是一个改革的低潮，红利很少，甚至是负的红利。如果仅就研究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角度来说，探讨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包括改革红利，是很有意义的。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固化的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阻遏、掣肘非常严重。
根据我的经验，初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有获得过改革红利 较多的时候，但也有改革红利微薄的时候，甚至有改革红利负能量的时候。在改革远未完成的情况下，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是政策，政策表现为文件，文件集中为口号。
周德伟是哈耶克的学生，参与了中华民国所有关键的经济决策，特别是抗日战争之后，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做了一些贡献。第一代经济学家除了学问、思想资源多元化，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人格特征。无论是以朱镕基为代表的实干派，还是以孙尚清、桂世镛这批人为代表的学院派，他们的思想资源都非常简单，这是必须说的。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一个分类，有一批经济学家去直接研究工商管理，比如在MBA的教学中有很多是经济学家，他们跟商业也很近，很多企业家请他去讲课。
第三批人，这批人等于是在八十年代以读书为主，在高等院校，或者进入国家机关，像马建堂、李剑阁、楼继伟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卷入实际商业活动的，卷入商业活动是个人爱好，凯恩斯也挣过钱，那是个人爱好，买股票是你的个人爱好，但并不是说你要去和股市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顶层设计的改革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应该说是不成立的，比如怎么重新打破垄断，他不可能解决，因为现在的垄断和寡头经济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已经不单纯是经济问题，甚至不单纯是政治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顶层设计就是一个口号。但是到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就没有地位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主导力量，形势比人强，那是因为中国采用计划经济不是经济学家影响的，而是经济学家最后要向计划经济转型，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这个国家计划经济的深入程度和苏联相比要差得多，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这批人，像我们说的，严格说，可能比他大了一些但我认为也应该归属这一代的，比如马寅初这代人，马寅初就比较特殊了，你说马寅初是一个自由主义，或者说你说他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他对人口的认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时批他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
网易财经：经济学家从什么时候过多的卷入商业活动？朱嘉明：应该是90年代中期以后吧。我想这代人基本上是混在一起，但每个都能找出代表人物来，比如说钱颖一，他代表的是留学派，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时候就留学了，在江泽民时代正式返回中国，这样的人我认为在当时叫留学派，留学有当时去英国的、去美国的，或者是去日本的。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这样的经济思想到了建国以后，由于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生变化，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讲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大陆的第二代经济学家，所有这些经济学家基本的思想框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网易财经：毛泽东不遵守计划经济准则体现在哪些方面？朱嘉明：毛泽东最大的斗争就是跟国家计委的斗争，他认为国家计委因循守旧，除了1958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证明他错了，之后他停留了几年之后到了1964年就开始反击，成立了小计委，让余秋里将军主持这个工作。第三代经济学家思想资源丰富、经历丰富，不等于引申出来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主张，有在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创新能力，对于很多现实问题能够做非常直接的分析和批判的能力是相对薄弱的。
很多人不能解释为什么所谓的中国改革相比较俄国成功，因为中国1978年改革的主流是经过旧社会的人，这些人知道旧社会什么叫市场经济，什么叫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是把自己的职责没有看得很清楚。
网易财经：怎么看待国企改革？朱嘉明：国企改革这个问题说得不明确。当然……人口结构还是那样，只是大家不接受了，大家要反抗这种制度红利，当然有消极的，像富士康，跳楼了，总的来讲是大家不接受，因为发现我还不如不干活呢，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说，由于制度和人口结构形成的人为红利的时代结束了，和人口结构老化什么的都没关系。改革永远是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结构，和既得利益体系的变革，这叫改革。这种情况首先就要形成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形成新的规则，要解构中国这种尾大不掉的，具有巨大利益扩张性的巨型的垄断公司和寡头结构。这是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对80年代改革农民重新获得的土地的一次肆无忌惮的掠夺，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我认为现在的现象是非正常现象，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非自由的市场，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达到的状态。
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第一代经济专家成为中国经济实际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懂经济，他们又懂政策，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由一批文人来把所谓办学者的思想变成政策和文化，那个时候，所以在50年代是思想最不僵化的时代。它以投资推动、以公消费为主。
改革历史已经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时间了，计划经济是从1953年正式开始的，从1953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的全部时间是25年，25年中扣除大家不认真做经济工作，但社会经济活动还在进行的，扣除十年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严格执行的时间是很短的。网易财经：在其他方面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吗？朱嘉明：其它的东西也严重啊，比如说中国的煤矿资源是谁的？这个煤矿资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人民的，那就是说，我们八十年代的改革好。
因为按宏观比例，老年人口，中国是在趋向老龄化，但还远远没有老龄化，按照所谓人口红利的理论，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应该还没有结束，但为什么所谓提前结束，就是因为这种人为的制度因素开始不起作用了。改革的本质是要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回归给社会的主体，这是我对改革的定义。
对于经济领域来说，真正的分歧其实是占主流的计划经济派和非计划经济派的分歧，而非计划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还不是自由派，是毛泽东，这是很多人在历史上拎不清的。因为经济学的思想像一片大海，要研究经济史，应当说比亚当斯密还要早，在经济史中被公认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至少得有上百个非常著名的，经济思想极其丰富。网易财经：自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您怎样看待改革？有哪些是不到位的？朱嘉明：改革在中国是一个被完全用滥的一个词，每人都说改革，但大家从来没有讨论改革是什么改革，改革目标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粗放模式向中西部蔓延还会有一段时间，因此就GDP的增长率来讲，中国不存在着别人忧虑的会有明显下降。
因为毛泽定的影响和干预导致了在中国，计划经济从来没有扎根。马云不对的地方在于以中国经济学家的表现和在社会的功能来说经济学家，这是不公正的。
纠正这个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不能再把城市化中已经被剥夺的土地再找到土地的主人补钱，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会有问题，劳动力供给是取决于劳动供给的数量和劳动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个平衡点，现在等于劳动力在供给数量和质量方面，很多人在选择你是不是能够相等于我的预期价格，这个平衡点的结果就是逼迫市场转型。
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在商业大潮中一方面被市场所推动，一方面这里相当多的人也得到了机会，自然就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局面。网易财经：怎么看待中国的土地以及农民失地现象？朱嘉明：80年代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建立家庭生产责任制，土地由农民承包，是在当时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事实上归还给农民的表现，当然改革是成功的了。
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且不讲我们从香港进来一批人，海外华人，加上香港、新加坡、台湾，这是中国很幸运的地方。股市现在落到低于实体经济价值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环节，把政策成为用文字和文件方式表现出来，用报告方式表现出来，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是由政策研究室形成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下一届政府再继续改革，也就是再进行十年，花40年的时间去改革已经历史久远的29年的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最重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八十年代以后都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一步地分配，后来的贫富差别是这样的，是生产要素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不按照八十年代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必然结果，谁控制资本谁就最有钱，谁控制土地资源就有钱，谁最能够残忍地剥削农民工就最有钱啊，要是能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你就成为最有钱中的最有钱。
这些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开始形成他们的声音和影响，前者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批人。中国有香港，有台湾，这些人都见过旧社会，对开放经济熟悉。
网易财经：目前社会上对经济学家有些争论，如马云就说过如果企业家听经济学家的话会死掉一半，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朱嘉明：马云的说法对了一半错了一半。毛泽定主张快步走入社会主义，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是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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